東鄰西舍

東家長　西家短
哲學小說家袁勁梅東倒西歪打翻一籮筐東西文化的動人故事
2010年最東拉西扯的散文集

　　以長篇小說《忠臣逆子》驚豔文壇的華裔旅美作家袁勁梅，在最新著作《東鄰西舍》中打開文字與人生的顏色盒，集合了散文、隨筆、小故事，從東寫到西，從中國人寫到美國人。這些小故事像是漫天飄舞的葉子，一片片落下來，而中國和美國不過就是地球上的兩個村莊，一個在東，一個在西。這些「落葉」其實就是東鄰西舍的故事五彩繽紛的顏色。不是落在東家村，就是落在西家莊。村莊裡住著的都是「人」。如林語堂所說「看一個文化，就是看從這個文化裡走出來的男男女女。」袁勁梅把她所見到、聽到過的東鄰西舍的故事，從不同文化的顏色盒子裡抽出來，放在這裡。有些是她自身的經歷，有些是別人的經歷，它們個個自有靈性，在一張文化的大紙上自動塗出了自己的特色。

作者簡介

袁勁梅

　　學者，作家。美國克瑞頓大學（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學教授，美國哲學協會亞洲哲學和亞洲哲學家委員會委員。在海內外發表過大量散文、詩歌、小說及哲學論文。曾多次獲「漢新文學」小說﹐散文首獎。作品〈忠臣逆子〉獲2003年聯合文學獎新人獎中篇首獎、登上2004年北京文學排行榜；〈一步三回頭〉獲2005年《僑報》紀實文學獎。中篇小說〈羅坎村〉在大陸獲2008 北京文學排行榜、2009 茅臺杯《人民文學》獎、2010茅臺杯《小說選刊》獎 ；〈九九歸原〉登上2006年北京文學排行榜；〈老康的哲學〉入圍2010年《江南》首屆郁達夫小說獎（待選）。出版小說《月過女牆》一本（2004）、《忠臣逆子》（2010）、《青門里》（2011）、邏輯專著一本（2010）。哲學論文曾獲傅．查爾斯基金會優秀論文獎。

1.一步三回頭
我小的時候不知道魚會生病，鳥會中毒，小孩子會死。但是我的父親知道。他是一個生物學家。後來我父親死了。我父親的學生告訴我，長江的魚不能吃了；在江邊白茅上飛著的鳥兒，飛著飛著就摔下來死了，是鉛中毒；在長江邊出生的孩子，小小的年紀就得了肝癌。
在人們還沒有反映過來為什麼的時候，那條從天際流進詩裡和畫裡的長江，突然喪失了襯托落霞孤騖的閑情逸志；突然關閉了博攬千帆萬木的寬闊胸懷。長江，突然變成了我們的「敵人」。

在我最近一次回到江南的時候，我看見長江渾黃的水悶聲不響地流著，像一個固執的老人，拖著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怨恨地從他的不肖子孫門前走過，再也不回頭了。

這時候，我感到，我必須告訴長江和長江邊的不肖子孫我父親的故事。我父親到死對長江都是一步三回頭。我希望等到人們總算懂得該向自然謝罪的那一天，會想起我的這些故事。

魚的故事
我父親死在美國的亞裡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帶著他旅行了一次。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他感興趣的照片。回來後，他把這些照片一一貼在他的影集上，每張照片下還寫上一兩句話。像是筆記。每次，我翻開他這本最後旅行的影集，看著他拍的這些照片，他寫在這些照片下的那些句子，就變成了一張張退了色的老照片插了進來，講著一些關於父親的故事。

譬如說，影集的第一頁，貼著兩張父親在夏威夷阿拉烏瑪海灣，用防水照相機在水下拍的魚兒。那些紅黃相間的熱帶魚，身體扁扁的，像蒲扇，在海裡煽動起一圈圈碧藍的波紋，那波紋像一習習快活的小風，鼓動著旁邊兩根褐色的海草。熱帶魚在水草間平靜地遊逸，逍遙自在。

父親在這兩張照片下寫著：「魚，魚，長江葛州壩的魚是要到上遊產卵的。」

父親像很多老人一樣到美國來看望他的兒女。沒來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熱切。才到一天，就說：「我最多只能呆一個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說：「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讓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親說，「研究生威性不夠，沒人聽他們的。」我和弟弟就笑，「您威性高，誰聽您的？」父親唉聲歎氣。但過了一分鐘，又堅決地說：「長江魚兒回遊的時候，我一定要走。」

長江魚兒回遊的時候，我父親從來都是要走的。這個規矩從七○年代長江上建了葛州壩開始。我記得我父親的朋友老谷穿著一雙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寫字時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嚥地吃一碗蛋炒飯，父親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襖唉聲歎氣地在小客廳轉來轉去。

「壩上的過魚道沒有用？」父親問。
「沒用。」老谷說。
「魚不從過魚道走？」父親問。
「不走。」老谷說。
「下遊的魚上不去了？」父親又問。
「我剛從葛洲壩來。魚都停在那裡呢。」老谷說。
「造壩前，我早就跟他們說了，魚不聽人的命令的，魚有魚的規矩。」父親說。
「葛洲壩的人還以為他們今年漁業大豐收呢。正抓魚苗上壇醃呢。」老谷說。
「你快吃，吃了我們就走。」父親說。

我當時不知道他們要到哪裡去，只覺得他們惶惶不安。像兩個趕著救火的救火員。後來我知道了他們帶著三個研究生去了葛州壩，在那「過魚道」前想盡了辦法，長江的魚兒終於沒能懂得人的語言，也看不明白指向「過魚道」的路標，一條條傻呼呼地停在壩的下遊，等著大壩開恩為它們讓條生路。

最後，父親和老谷這兩個魚類生物學教授只好帶著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認本能的魚兒一桶一桶運過壩去。並且，從此之後，年年到了魚兒回遊的時候，他們都要帶著研究生去拉魚兄弟一把，把魚兒們運過壩去。這叫做「科研」工作。魚兒每年都得回遊，於是我父親就得了這麼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親死在長江三峽大壩蓄水之前。要不然，他又會再多一個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我父親說，「我們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補牢的工作。「羊」沒亡的時候，你再喊再叫也沒人聽。」

我們是一個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們可以把屬於我們子孫的資源提前拿來快快地揮霍掉或糟蹋掉。我們喜歡子孫滿堂，可是我們的關愛最多沿及到孫子輩就嘎然而止。至於我們的曾孫，重孫有沒有太陽和月亮，清風和藍天，我們腳一蹬，眼睛一閉，眼不見心不煩。我們還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憂天。天怎麼會塌下來呢？真是庸人自擾之。我們的這種好感覺來得無根無據，卻理直氣壯。

偏巧，我父親就是這麼一個憂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還多了一個愚公移山的本領──帶領徒孫一年一年移魚不止。